（二）国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是一种经济主权的表达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前者以监控公共行政、使公共行政合于法律统治为主旨，而后者则关切公共行政所面对的管理任务（此处为广义的含秩序维护、福利促进、公共服务等在内的管理）、以行政目标的实现为导向。行政法总论自始的使命，就是在林林总总的行政法现象之上实现抽象化和教义化。

所以，二者的定位、任务和关注点是不同的。（5）有效实现行政目标和任务的行政活动及其过程。作者简介：沈岿，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分论与部门行政法（含跨部门行政法）同义。5.纷繁复杂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的相关规范和制度以及从中可提炼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在一般行政法/行政法总论体系中，均受到一种监控者眼光的搜罗和整理，尤其隐含着对法院和其他监督机制审查判断行政合法/违法的关切。

3.超越传统法学局限，即如何突破以法官适法为导向的行政法学传统体系格局，回应行政法学促进行政目标、任务高效实现的需求。因此，有必要既强调合目的性又富有新意的政治责任，以使管理者可以高效应责。通过对判例的归纳分析，总结出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所呈现出的以下特征。

因此，在不损害第三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被告不能以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剥夺给予原告的合法利益，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同时，通过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程序违法相关案例的研究，阐述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及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标准的进步与缺陷，为程序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的完善提出建议。但在林丹丹案中，被告同样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未履行告知该利害关系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义务，但法院并未作出撤销判决，而认为被告的程序违法行为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在上述被判决撤销的案例中，行政主体均违反了告知和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原告实体权利受到了实际影响，因而被判决撤销。

[36] 在罗某某不服遂昌县高坪乡人民政府结婚登记案中，[37]法院认为，遂昌县高坪乡人民政府在罗某某、罗艳未提供法定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即为二人办理婚姻登记，违反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9条的规定，程序违法。可见，送达、催告、公告、告知，以及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意见等程序是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程序。

此外，在钱勇案和熊绍书案等案件中，法院也基于相同认识作出了不予撤销的判决。被告为了不签署《成交确认书》，竟以程序违法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一）设立该程序规则目的标准 在孙孝清诉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许可案（以下简称孙孝清案）中，[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认为，县政府和钟昌校（第三人）均未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据以颁发《土地使用证》的相关证据材料，应认定没有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判决撤销县政府向钟昌校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其背后，法官实际上规避了合法性审查原则，而运用主观诉讼的审查方式对是否应予撤销作出判断。[1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306页。三、新《行政诉讼法》审查标准的进步与缺陷 新《行政诉讼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确立，侧重于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通过审查程序违法行为是否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进行裁判，符合实践中多数案件的需要，实现了效率与公正的统一。

再如，在刘国利案中，并非因为被告以口头答复的方式告知是轻微违法，因而不撤销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行政行为，而是因为无论采用口头答复还是书面答复方式，都无法改变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其转移登记申请的决定，该瑕疵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影响，不必然导致最终处理结果的改变。案例3：在上海建灵置业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以下简称上海建灵置案）中，[8]一审和二审法院一致认为，第三人同瑞公司在申请办理工商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中，确有未明确写明变更事项等瑕疵，但通过其他材料可印证内容为真实、有效，因此该程序瑕疵不足以撤销被诉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

该案中程序违法行为表现为行政主体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未履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但需要补充的背景是，二审法院的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曾就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从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还是因程序违法的过错不在原告方从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出现了分歧与争论。

即使乐蓓莉的授权及追认属实，也无法改变商标评审委员会未尽到审查职责导致程序违法的事实，不能弥补争议商标评审程序的违法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完全遵循该条规定。例如，在李亚林案中，昌平公安分局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本案以及未将鉴定结论和诊断证明及时告知李亚林的程序违法行为未改变李亚林因殴打他人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事实，未对李亚林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法院作出了确认违法判决。法官在判断一个违法程序应否属于轻微的范畴时，实际上还是在判断该违法程序对原告权利义务和对行政行为处理结果是否产生了影响。因此，法院作出了确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违法的判决。在杨广杰与全椒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房屋行政强制上诉案（以下简称杨广杰案）中，[35]二审法院认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应当履行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决定送达当事人，向当事人进行催告、公告，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将强制执行决定和强制执行的具体时间送达当事人等程序，但全椒县行政执法局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未按法律规定履行该程序，影响了杨广杰陈述申辩权利的行使，属程序违法，但因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应当认定该行政强制行为违法。

[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321页。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整理2008年以来[2]刊登在《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9个相关典型案例，可以归纳出1989年《行政诉讼法》实施期间，法院对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依据的是五类标准。

可以看出，究竟如何平衡好实体效率和程序价值方面的关系是理论和实务界的永恒论题。2007年第三人同瑞公司在股东会上达成了公司新股东成员名单、新章程等事项。

[1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2年第1辑），第391-393页。但在郑寿云案、刘国利案和上海建灵案的判决书中，法官们认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对相对人实体权益和行政行为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不必撤销。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发布挂牌公告在前，违反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对起始地价应进行土地估价和集体决策的程序，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7]还有在李某某诉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行政其他案（2015年成郫行初字第45号）、杨大胜诉东海县公安局处罚案（2015年海行初字第00114号）、浙江德盈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诉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2015年甬慈行初字第27号）、凭祥市浙一中医药研究有限公司诉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案（2015年东行初字第9号）、张秀英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治安处罚案（2015年二中行终字第694号）、王丽娟诉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复议决定案（2015年绍诸行初字第209号）中，法院均作出了类似判决。例如，在郑寿云案中，法官认为蒙城县公安局超越办理期限、未听取上诉人陈述和申辩的程序错误并不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因此不必撤销。第四，未履行公告程序。

其中在绝大多数案例中，行政主体都是违反了向当事人送达、催告、公告、告知，以及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意见等程序，影响了相对人陈述申辩等权利的行使，因而有可能对原告的实体性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改变行政行为的最终结果。关键词:  法定程序，程序违法，程序瑕疵，行政诉讼，司法审查 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撤销判决的法定理由之一，标志着以实体法中心主义为传统的我国，开始注重程序的独立价值，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

总之，法官在李云迪案和淄博汇亿运输有限公司案中对于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方式及其标准与在郑寿云案、刘国利案和上海建灵案中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因此，在该案例中法院创造性地适用了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判案的依据。

因此，上诉人郑寿云提出蒙城县公安局程序严重违法，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在巢湖市国土资源局等与金家民等土地、林地行政处罚案中，[32]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与其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不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应当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15]一审判决原文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海行初字第157号。（二）轻微违法标准实现了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与保障相对人合法权利的统一 在大多数案例中，法官主要以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为标准，作出撤销与否的判决。法院在审查是否撤销该程序违法的行为时并未考虑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仅因为被告在前置拆除程序中，在未申请法院予以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强制拆除了涉案广告牌体，因此应当撤销该行政行为。[42]（2015）浙金行初字第3号。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45页。同时可见，法院认为一个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是否应被撤销，主要还是考虑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标准，而非违法情形是否轻微标准。

倘若违反了意义重大的程序规则，即使该违法行为未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但由于该程序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法院也可认定该程序并非属于轻微违法的范畴，从而作出撤销判决，以维护客观法律秩序。在永康市明亮工具厂诉永康市人民政府处罚案（以下简称明亮工具厂案）中，[42]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进行了有效送达，以及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向其依法告知相应权利义务等事实，故被告作出通知的行为程序违法。

为此，依照《行政诉讼法》74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38]判决确认原遂昌县高坪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婚姻登记违法。[19]《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530页。